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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局者杜潤生：既是操盤手也是策略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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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局者杜潤生
他們眼中的“杜叔叔”豁達友善，與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場戰役——農村包產到戶聯系在一起，絲毫不奇怪。“他既是操盤手也是策略傢。”鄧淮生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但在推動中國農村改革的過程中，他的動機卻是最樸素的：讓農民過上好日子
本刊記者/楊迪 江菲
10月11日一早，鄧淮生來到位於北京木樨地的一處普通民宅，這是杜潤生的傢。眼下，他的靈堂就設在這裡。靈堂正中，擺著杜潤生身著棕色西服、精神矍鑠的遺像，杜潤生生前常坐的沙發上，也擺瞭同樣的一張，仿佛是坐在那裡接待來客。
兩天前的早晨，鄧淮生接到朋友劉立強打來的電話，“杜叔叔去世瞭”，享年102歲。他意外地反問：“老人傢身體不是一直都挺好的嗎？”
鄧淮生的父親鄧子恢、劉立強的父親劉建勛，都與杜潤生共同工作過，“是親密的戰友和同事”。在他們眼中，“杜叔叔”豁達友善，與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場戰役——農村包產到戶聯系在一起，絲毫不奇怪。
“他既是操盤手也是策略傢，”鄧淮生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但在推動中國農村改革的過程中，他的動機卻是最樸素的：讓農民過上好日子。
“四個自由實際上就是市場導向”
在鄧淮生的記憶中，杜潤生個子不高、清瘦、腦門開闊，總是笑呵呵的，仿佛什麼事都不放在心上，最特別的是，吃飯時喜歡蹲著，這是傢鄉的標記。
1913年，杜潤生出生於山西太谷縣， 14歲時，考上瞭太原國民師范學校，7年後，進入北平師范大學文史系。據說青少年時代，他便展示出才華，在傢鄉甚有口碑，以至於同樣是山西太谷人士的國民黨財政部長孔祥熙，曾想過把他招為幕僚，為此還專門找他談過話。他拒絕瞭邀請，轉而投入到拯救國傢的運動中，很快成為“一二·九運動”的先進分子，進而加入共產黨。
七七事變後，杜潤生回到傢鄉，組織遊擊隊抗日。既有學識，亦有風骨，更有革命經驗，30歲時，他已成為太行六分區的專員。
1947年5月，為實現“三軍配合，兩翼牽制”“中間突破，逐鹿中原”的戰略反攻設想，中共中央決定組建中原局，以鄧小平為第一書記，劉伯承為第二書記，鄧子恢為第三書記。為籌建中原局，中央從各地抽調瞭大批幹部，其中就有隨劉鄧大軍南下的杜潤生。
那一年，他34歲，以中原局秘書長的身份，開始將工作重心轉移到敵後根據地的建設與鞏固上，並展開瞭以分田、分糧、分物為主的一系列土地改革工作。
由於戰爭需要，鄧淮生一直與父親分離，直到7歲，才第一次見到杜潤生。他說父輩們的生活重心永遠是工作，杜潤生常在吃飯間隙就來找鄧子恢談工作，而對兒女的要求是，“大人的事不許問，大人的桌子不許碰”。
多年以後，鄧淮生也開始研究文件報告時，才發覺杜潤生是名極有效率的行政幹才，是“能力很強的操盤手”。在中原局期間，杜潤生擔任秘書長，相當於今天的辦公室主任，負責安排整個機關的所有具體事務的執教你一般信貸辦理條件行。
一個中央精神傳達，杜潤生首先便要關心工作步驟的安排。比如，七屆二中全會後，中共中央提出“今後的工作重心要由農村轉為城市，城市則以發展生產為中心”。當時，中原局剛剛改組華中局，林彪擔任第一書記，杜潤生便向林彪提出瞭疑問：“中央說今後工作重心在城市，涵義是以城市工作為中心，還是領導機關進城以城市為中心領導農村？過去，以農村包圍城市，目前是否以城市帶動農村？需明確具體的工作步驟怎樣安排。”
就這樣，他以提問的方式，巧妙地提出瞭新區農村仍有遺留問題，同時也爭取到瞭具體的工作方法：新區當前亟須把農村工作做好，把封建殘餘實力、國民黨殘餘勢力肅清。
鄧淮生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杜潤生十分務實，非常註重解決問題的實際效果。在中南局(1949年6月，中原局與東南局合並改組為中南局)推行土改時，他發現有的幹部把遵守秩序分田理解為：把地主的土地收上來，再給貧農一分瞭之。為此，他提出瞭“放手發動群眾，反對和平分田”的工作方法，並特意指出：反和平分田，不是提倡武鬥，而是要經過階級鬥爭，真正發動農民。最後，通過“減租減息”“反霸”等階級鬥爭，順利完成瞭土改第一階段。
土改全面完成後，杜潤生和鄧子恢等人在中南局達成共識：土改之後，農民剛使土地成為自己的財產，自然會要求獨立經營；而在土改過程中，地主，富農都被消滅瞭，農村社會的經濟發展應盡快恢復，以醫治戰爭的創傷。於是，中南局在1950年6月發表瞭《發展春耕生產十大政策》，其中提出：保證農民的土地所有權，允許土地買賣、允許雇工、借貸自由、貿易自由。
在這種寬松的政策指導下，當地的農村經濟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。多年後，杜潤生在回憶錄中寫到：這(指四個自由)實質上就是由市場導向，隻不過那時還沒有這個名詞。
合作化風波
1953年1月，鄧子恢和杜潤生同時上調北京，出任中央農村工作部的部長和秘書長。
一日，毛澤東約二人見面。毛澤東正在中南海遊泳池遊泳，上岸後對二人說：“中央成立農村工作部，主持全國的農村工作，主要的任務是推行中央關於互助合作的決議。”接著，毛澤東提出瞭計劃：在十至二十年內完成合作化任務，改造小農經濟。
鄧淮生說，這個提法使二人頗感意外，因為與之前毛澤東的觀點不一致。毛澤東曾說：搞社會主義，是在20甚至30年以後，要在社會生產力充分發展以後，要在人民群眾都表示同意以後，再從容地、不勉強地發起全面社會主義進攻。
性子耿直的鄧子恢直接說：“河南提出允許四個自由，發佈公告，作用還是好的。”杜潤生則謹慎地回答：“現在到瞭春耕時節，農村有點不安定，主要是對合作化還不摸底，不知怎麼發展。”
杜潤生並非不知道怎麼發展。他認為，農業和工業不一樣。工業從個體手工業轉變成手工工場，可以搞流水作業，依靠廠房，較易實現；農業則是在遼闊的土地上生產，土地是分散而固定的，不可能把大傢聚集在一塊土地上，對勞動者也不能靠直接的監管，要靠生產者的自覺。最重要的是分配問題，收獲是在秋後，勞動和收益並不直接關聯。
鄧子恢建議杜潤生把這些想法寫下來，上報中央。杜潤生沒有把握，沒有寫，隻是告訴瞭當時的農工部副部長陳伯達。陳不高興地回應說：“合作化是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創造。”
隨著“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”的提出，社會主義改革逐漸增速，但中國農村的狀況卻愈發不樂觀，人口增加，返銷糧增加，抗美援朝戰爭後西方對華封鎖禁運，糧食購銷開始出現問題。
毛澤東堅持社會所有制問題才是解決生產力的關鍵，為此，在中央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中，兩次批評瞭農工部在反冒進過程中“吹倒瞭一些不應當吹倒的農業生產合作社”，對鄧子恢和杜潤生曾主導推行的“四大自由”嚴厲批評。毛重申：“個體農民，增產有限，必須發展互助合作。”農民合作社成為必須執行的方針政策。
然而，合作社並沒有解決問題。浙江省1954年有2000個合作社，1955年春時已達5萬餘個，但為迅速組建合作社，出現瞭批鬥、處罰等情況，引起恐慌，最終導致1954年浙江全省耕牛減少5.7萬多頭，豬、羊減少1/3至1/2，並出現瞭賣傢具、吃種子糧、逃荒、要飯、賣子女、老弱餓死等現象。
杜潤生實地調研後，發現問題嚴重，在浙江發表講話表示：能鞏固的鞏固；群眾意見大的、人心散瞭的、強迫命令的、維持不住的要堅決收縮，“維持不下去的社，要堅決下馬”。後來，杜潤生因此被斥責為“要下合作社之馬”。
此後，毛澤東與鄧子恢、杜潤生在合作社上的分歧越來越大。最大的分歧是合作社的數量目標。毛澤東希望一年內成立130萬個合作社，鄧子恢則認為不能超過100萬個，並因此被批判為像“小腳女人”， “前怕狼，後怕虎”，“數不清的清規戒律”。
杜潤生晚年回憶時說，“當時我睡得早，否則一定會在數字這個問題上，勸勸鄧老，中國之大，計劃空間也大，不必爭這點數字，幾年來事實說明定數字的任意性是顯而易見的，不必過於拘泥。”
跟不上前進速度的鄧子恢和杜潤生最終在1955年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接受批評，承認瞭錯誤，接受瞭“右傾機會主義”的定性。
不久，杜潤生被調離瞭農工部，這個部門幾年後也以“十年中沒做一件好事”為由被撤銷。
“初步紅”
本來要被貶去海南，但考慮到杜潤生是當時為數不多的上過大學的知識分子幹部，他被分配到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國科學院擔任秘書長，幾年後擔任黨組副書記。
彼時剛剛28歲的宋振能，在中科院隻是一個普通的年輕人。1956年，他在中科院大會上第一次見到杜潤生，當時，杜潤生和時任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一起坐主席臺上。坐得有點遠，宋振能看不清主席臺，但被杜潤生極具說服力的口才震撼瞭。“邏輯清晰，沒有套話，不講空話。”
1957年整風運動期間，民盟幾位領導成員寫瞭一個有關科學工作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，並提出一些建議，署名的都是有名的大教授：曾昭倫、華羅庚、錢偉長、千傢駒、童弟周、陶孟和。這本是響應中央號召，但在一次有關單位的會議上，被認為是反黨綱領，要將署名人員全部劃為右派。其餘單位均堅決支持劃為右派，唯有張勁夫和杜潤生，為中科院的幾名科學傢辯護。他們提出，陶孟和本來就是抱病，是被拉著簽名的；華羅庚和童弟周也隻是簽瞭個名，沒有反黨言論，若劃成右派，國際影響不好。就這樣，把幾個人保瞭下來。
之後，中科院黨組討論兩次，由張勁夫向毛澤東陳述理由，征得中央的同意，凡是國內有名望的科學傢，以及和錢學森一道從美國歸國的科學傢，在“右派”問題上都執行“基本不劃”的原則。
在中科院，杜潤生主導形成的最重要成就是主持制定完成瞭《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(草案)》，該文件後來被形容為中國第一部“科學憲法”，簡稱《十四條》。
這一時期，正值“大躍進”，為克服困難，中央要求各部門擬定具體政策和規章制度，以便形成共識，把工作做好。杜潤生專門派出調查組到上海調研，瞭解基層科研機構的真實狀況。他提出幾項要求：抓典型、解剖“麻雀”；追根究底，尋找原因；要求調查人員每一兩天寫份簡報，實時匯報進展；召集知名科學傢，聽詢意見。
許多科學傢在這樣嚴肅的調查、寬松的討論的氛圍中，都講瞭真心話，甚至有人在會議中拍瞭銀行信用貸款借款台北桌子。最終，反復討論形成瞭最終的《十四條》。
宋振能認為，《十四條》算得上杜潤生在中科院的三大功績之首，不僅因為這份文件冷靜、嚴肅地分析瞭中國的科學研究工作當時所面臨的問題，未來的發展方向，還體現在其中的“破”與“立”，“動”與“靜”以及對群眾運動與群眾路線的認識上。
比如，杜潤生創造性地提出瞭“初步紅”概念：“初步紅”就是指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熱愛祖國的、擁護社會主義的，雖然還沒紅透，但已經有點紅瞭，因此，“初步紅”的知識分子不能算是資產階級。
不隻如此，他又提出瞭一種叫做“黨委領導下的所長負責制”思路，認為在研究所裡，應由黨委領導，但到瞭研究室，負責領導工作的是學科帶頭人，基層黨組織則承擔保證、監督的作用。
《十四條》最終上報中央，並在通過後正式下達，直接促成瞭1962年廣州會議上對知識分子的“摘帽”行動。
宋振能當時並不知道，杜潤生當時也個“犯瞭右傾錯誤”的人。他回憶，他所見到的杜潤生，總是面帶微笑樂觀開朗，極有活力，對工作則一絲不茍。
宋振能在杜潤生領導下調研起草《中國科學院工作條例(自然科學部分)》(簡稱“三十六條”)時，杜潤生常和大傢輕松地開玩笑，有空時，還去跳交誼舞。
“包產到戶”破局
鄧淮生再次見到杜潤生，已是文革結束，粉碎“四人幫”之後。當時，杜潤生已回北京。文革期間，他被打成“張勁夫反黨集團”，每個月隻給11元飯錢，不準同傢人見面。
鄧淮生帶著弟弟去看他，想瞭解父親鄧子恢何時能夠被平反。杜潤生絲毫沒有對自己“待分配”的焦慮，反而安慰鄧淮生，“不要急，慢慢來，放心，我的問題解決瞭，你父親的問題也能解決。”
後來，杜潤生親自參與調查，調閱一切相關文件與電報往來，幫助鄧子恢平反，恢復瞭聲譽。
1979年初，杜潤生調到新成立的國傢農委，4年後，這個部門更名為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、國務院農村發展問題研究中心。杜潤生以70歲高齡出任兩個部門主任，並一直擔任到1989年這兩個機構被撤並。
在此期間，他主持起草的“75號文件”和五個“一號文件”，為飽受爭議的包產到戶提供瞭法律保障，使中國農村迸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。
鄧淮生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“包產到戶”並不是鄧子恢或者杜潤生發明出來的，他們隻是忠實地為農民代言。
包產到戶最早出現於1956年。由於對合作社不滿，各地農村都出現瞭“拉牛退社”的風潮。在浙江寧波專區，退社戶數占5%，想退社的達20%。
《人民日報》當時發表文章，題為《生產組和社員應該“包工包產”》，認為安徽蕪湖地區生產組包工包產、四川江津包產到每戶社員等做法“是完全正確的”。此後，這種現象隨著政治運動的發展時常絕跡，但總是在政治風向好轉時再度出現。
鄧淮生回憶說，父親鄧子恢和杜潤生都早就註意到瞭這種現象，多次下鄉調研，試圖為之正名。鄧子恢還專門為此給毛澤東寫過長信溝通。
1962年8月，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作瞭階級、形勢、矛盾問題的講話，公開批評鄧子恢和包產到戶，指責他是站在地主、富農、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反對社會主義。同年9月，在八屆十中全會上，鄧子恢被批判成“一貫反對合作化”“一貫主張單幹”“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者”，連他領導的中央農村工作部也認為是“十年一貫制”“沒有辦一件好事”。鄧子恢之後被撤職。“包產到戶”也被徹底劃入禁區，無人再提。
回到農委工作後，杜潤生身邊也出現瞭兩種聲音，一種是好言相勸，接受鄧子恢的教訓，不要搞包產到戶；另一種則認為包產到戶勢在必行。杜潤生知道，持續瞭近二十年的這場爭論，這一次到瞭無法回避的時候。
盡管中國任何一次改革都需要決策層的集體合力推動，但無人能夠否認，杜潤生在其中穿針引線、彌合分歧、尋找能達成共識的途徑的努力。在杜潤生看來，“隻要多想辦法，就一定能解決”。
文革後的中國，農業生產仍然嚴重不足，農民甚至不得溫飽，城市食品也嚴重短缺，以至於影響瞭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。鄧淮生說，解放三十年瞭，還沒有全面解決溫飽，讓黨內高層十分焦慮。因此，1978年底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，提出必須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盡快搞上去。盡管會議決議仍然留下一個“禁區”“不許包產到戶”，但總體精神是提倡思想解放，制度創新，屬於“政策放寬”時期。
善於解決問題的杜潤生，在正式將“包產到戶”提到日程上之前，曾多次探尋過中央的口風。比如在與胡耀邦討論水利建設時，試探性地討論責任制的問題；農業部調研人員向李先念匯報農業調研結論之後，他也私下問李先念，“中央對此事可不可以認可？”李先念回答：“為瞭救荒搞口糧田可以同意，但不要提包產到戶。”
1980年一次討論“包產到戶”的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，分歧之大以至於討論無法繼續下去瞭。杜潤生突然撇開瞭“包產到戶”的話題，講起瞭溫飽問題應該如何解決。事到最後，竟然扭轉乾坤，形成瞭著名的1980年“75號文件”，肯定包產到戶是一種解決溫飽問題的必要措施，不能自上而下用一個模式強迫群眾，群眾有自由選擇的權利。
這種舉重若輕的太極手法，具備一種神奇的魔力。國務院副總理萬裡曾有過描述：有些話我們說瞭不成，潤生圓起來一說，大傢就同意瞭。
比如，在將“包產到戶”精神寫入文件時，杜潤生以退求進，最後出現在文件中的用語是“可以包產到隊，可以包產到組，也可以包產到戶”；在描述包產到戶後的農村所有制時，他想出的辦法是“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”。
人們說，隻有他想得出這種鬼使神差的詞語組合，不隻決策層達成瞭共識，文件發下去，農民們也都看懂瞭，他們記住瞭“可以……可以……也可以……”於是興高采烈地選擇瞭最後那個“也可以”。
此後，為瞭瞭解多樣性，尋找出路，杜潤生組織瞭17個聯合調查組，分赴15個省調查實際情況，終於促成瞭中央政府從1982年至1986年連續5年出臺以解決農村問題為主要目的的“中央一號文件”。這一系列文件後來也被稱為“中國農村改革發展的路線圖”：1982年——正式承認包產到戶的合法性；1983年——放活農村工商業；1984年——疏通流通渠道，以競爭促發展；1985年——調整產業結構，取消統購統銷；1986年——增加農業投入，調整工農城鄉關系。
有容乃大
與杜潤生親密接觸的人，對他的共同評價是：有容乃大。無論是否同道，無論老幼，一律平等善待，包容共生。他甚至不允許別人稱呼他為“杜主任”。於是，以他為模板，凡在西皇城根9號院農研所這個獨特的空間裡，所有人的稱呼都變成瞭“老張”“老李”“老王”。對於他，則是親昵而專屬的用語——“老頭”。
這種人格魅力，為他最後十年從政生涯贏得瞭巨大空間，也贏得瞭愛戴。以成為他的“徒子徒孫”為傲的後輩中，有王岐山、陳錫文、周其仁、林毅夫、翁曉曦……2005年春，時任北京市市長的王岐山在一次市委開農村工作會議上說道：“沒有農村的現代化，就沒有北京市整體的現代化……”這正是20多年前杜潤生一次講話的翻版。當時他說：農民不富，中國不會富；農民受苦，中國就受苦；農民還是古代化，中國就不會現代化！
90歲後，杜潤生便漸漸失聰，依靠紙筆與外界交流，後來，長年臥病在床。
但他並未放棄思考。他總結說，自己在80年代參與的中國農村改革隻不過是些“便宜”的項目，如想再向前進一步，便需觸動深層結構。
2000年，他為向朱鎔基諫言的李昌平著作寫序：“李昌平不是第一個提出‘三農’問題(指農業、農村和農民)的人，但以一個鄉黨委書記身份，系統提出、用數據說話、用切身經歷講話的，他是第一個。他告訴我們：除瞭在走向繁榮文明的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等地方看到的中國，還有另外一個‘鄉土中國’……農民事實上已經淪為二等公民瞭。”
而中國知識分子階層對“鄉土中國”和“凋敝的鄉村”的全面關註還要再等上10年。所論述的不過是杜潤生退休後反復強調的主張——給農民以國民待遇：給予自由遷徒權，平等受教育權，減輕稅負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、醫療保障制度、土地制度以及民主自治制度，鼓勵農民成立保護自身權益的組織。
但沒有一個人如他說得那樣真切而令人動容。2008年，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：“一位領導同志說過：新中國是用成千上萬人的生命換來的。由於通過鄉村包圍城市戰略取得勝利，所以犧牲的人中農民占大多數……中國革命很大程度上是農民革命……為解放農民而奮鬥，也就是為我國大多數人解放而奮鬥。”
退下來後，下屬們依然為杜老保留瞭一間辦公室。房間不寬敞，堆滿瞭書，需臺燈常明方能融化一些灰暗。住院之前，他每天上午8時必定坐在其間一把躺椅上。有人詢問這把躺椅上面鑲嵌的可是玉石，老人傢淡然回答：價錢不重要，但很珍貴，因為是素不相識的農民送給他的。
新聞來源http://finance.sina.com.cn/china/20151027/112823593187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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